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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雪鹰首部长篇报告文学出版
文章来源: 作者:雪鹰 [查看该作者其它文章]
发布时间:2020-08-08 08:46:37 浏览: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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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这是诗人雪鹰继《雪鹰之歌》《穿膛的风声》《白露之下》《凛冽》《夏祭》五本诗集之后,最近又出版的第一本长篇报告文学。10万字的《对应太阳的轨迹》由江苏人民出版社近日正式出版。这本书视角广阔、内容丰富、主题鲜明、语言鲜活。既将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与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相融合,个人的命运与时代大潮紧密相连,又突出了个体生命的异质性和人性的光辉。诗化的语言、广角叙事和心理、景物等多处细节描写,在为你的阅读带来愉悦的同时,还会让你增长司法专业知识、历史知识和人文常识。是一本集趣味性、可读性、学术性于一身的纪实文学作品。

下面节选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长篇报告文学


对应太阳的轨迹(节选)

——记大成律师事务所常州分所主任戴旭初


雪鹰  著


引子


如果你看过清晨日出的情景,从大海上、深山中,或者一望无际的平原的东边,那一轮冉冉升起的旭日,在挣脱地平线的羁绊那一刻,是否感觉到他的负重前行,感觉到他的艰难上升与义无反顾?


天空不空,意愿无形,踽踽独行于没有脚印的途中,超拔于庸常俗世的思考之外;筚路蓝缕,以身为径,以长天为半径画最美旅程,以创新为使命攀登不停;燃烧生命,下落亦是上升;一直向前,在高处照耀他人。这就是太阳的轨迹,太阳的精神!


在中国律师界,有一位名叫戴旭初的常州人,正以他名字的寓意,诠释着太阳的精神,他的人生历程,正对应着太阳运行的轨迹。


我一直坚信,要致用专业知识、践行法治精神,律师职业是最佳途径。

——戴旭初

法律不是法典里的文字法条,而是人们面对法律裁决时的心里期望。

——戴旭初

我们不能成为办案的机器,不能就案办案,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还应该想一想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怎么样才能让当事人在感受法律公平公正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司法的温度。

——戴旭初

有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并能在工作中获得报酬养活自己和家人,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

——戴旭初

“做律师,就要肩负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面对群体性事件敢于冲在前面维护大局,既为当事人合法维权,又为社会和谐出力。”

——戴旭初


主人公简历


戴旭初律师,男,1965年5月29日生,属蛇。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大成(常州)律师事务所主任。


1982.9-1986.7 l 北京大学法律系

1986.7-1990.8 l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1990.9-1994.8 l 常州市司法局撰写《为开发区提供法律服务》一文获江苏省司法厅优秀法制论文二等奖

1994.9-1998.6 l 常州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撰写《从一起行政案件的代理看我国行政赔偿举证责任立法的不足》一文获常州市司法局优秀调研论文二等奖

1998.7-2002.11 l 常州常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2002.12-2004.12 l 创建常州戴和王律师事务所主任

2005.1-2007.4 l 更名为江苏常州达文律师事务所主任

2007.5-2010.11 l 加盟江苏联盛律师事务所常州分所主任

2010.12-至今 l 更名为北京大成(常州)律师事务所主任

2018.2当选第四届常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

2019.4当选第一届常州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


上篇:从旭日到中天


(一)

这是一个经典画面。一群朝气蓬勃的大学生面朝天安门,高举着“小平您好”这条朴素而特别的横幅。邓小平在检阅台上面带微笑,向年轻学子们挥手…………



这是1984年10月1日。首都北京举行了欢庆共和国建国35周年的盛大庆典,改革开放使中国大地迸发出了勃勃生机,人们终于在1959年之后再一次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了震撼人心的阅兵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乘坐红旗牌黑色敞篷轿车在阅兵总指挥秦基伟的陪同下开始检阅部队,邓小平用“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的口号问候受检部队。这次阅兵式是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形势下举行的,是一次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展示军威和国威,检阅新中国建设成就和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成果的重大庆祝活动,是继1959年国庆后,25年来第一次盛大的国庆阅兵,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此次担任检阅部队的阅兵首长,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军乐队奏起阅兵进行曲,检阅车缓缓地向东驰去,驶过一列列等待检阅的部队。时年整80岁的邓小平神采奕奕,兴致勃勃。他的个头不高,但很有风度,他的那种自信传递给指战员们以极大的力量和鼓舞。


接踵而来的是军事院校方队、步兵方队、水兵方队、空降兵方队、女卫生兵方队、武装警察方队和男女民兵方队,依次进入天安门广场。这些徒步方队,迈着整齐而又刚健的步伐,仿佛变成一个人正步走来。横看一条线,竖看一条线,斜看还是一条线,像一座座威严的大山,构建成伟大祖国的万里钢铁长城。那铿锵有力的足音,有万里长征路上千万双草鞋的脚步声;那勇往直前的英姿,有解放战争隆隆炮声中百万雄师跃上江南岸的身影。


紧接着是群众游行。绚丽的彩车,整齐的方队,依次从天安门前通过。突然,人群中一阵喧闹。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学生面朝天安门,高举着“小平您好”这条朴素而特别的横幅。《人民日报》记者王东用相机记录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此画面瞬间传遍世界,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珍贵的记忆、电视画面记录的瞬间。


“小平您好” 这句话感情真挚,就像是对亲朋,像是对自己最热爱、最熟悉的家人的问候,真真实实地表达了当时的大学生,内心深处对邓小平的由衷祝愿和朴素、深厚的爱戴之情。亲切地表达对邓小平的敬意,最能表达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衷心拥护;表现了人民群众对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的认同。今天,在百度词条里有这样一句话:“该词条已成为人民对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的情感怀念。”


是的,在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个特定的镜头让多少得到改革开放带来恩惠的人,都心存感激,甚而热泪盈眶!就在这个游行队伍里,就在北大学生打起的这个举世闻名的横幅前面,不远的北大学生仪仗队方阵里正走着一位飒爽英姿的青年。尽管当时他只顾迈着方步,昂首挺胸行进在方阵中,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同学、校友们正在通过这一特殊形式向全世界表达一代中国大学生真挚的敬意与爱戴,而参与策划实施的几位同龄人,完全代表了他的心情,代表了一个时代年轻人的心愿!


他,就是来自江苏溧阳农村的1982籍北大法律系大学生戴旭初。


对于恢复高考以后的北大法学系,笔者之前有点印象的只有两个人。他们都是我的安徽老乡,一位是当今“中堂大人”克强总理,他是1982年北大法律系毕业,之后留校任团委书记。我们的主人公戴旭初,有幸在入学初期,就聆听了团委书记李克强校友的谆谆教诲。直到今天,他还常常忆起那次新生大会上,所听到的作为学兄、领导、老师的克强总理,给予的期望、鼓励和要求。


建议读者不妨看一看曾经是北大法律系学生,今天的国家总理李克强的一篇回忆录《我与北大的故事》。他在文中写到“作为一座学府,可珍贵之处并不在于外在的华美,甚至不在于对知识财富的占有,而在于其内在的力量,一种可以永久延续的传统。这种传统不会因知识更替而中断,因为它具有超越的价值,具有再造知识财富的能力。”他在文末还写到“北大的百年史是辉煌的,又是时生波澜的。但总有许多北大的先生们既置身其中,始终表现着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又不失学者的心态,潜心探索着自然、社会和人类的未知。正是因为有他们,这座古老学府的精神与血脉得以传承。”


当时李克强就读的是北大法律学系,法律还属于绝密专业,对学生的选拔标准很高。因为是党员,且分高学优,李克强才被“调剂”到这里。优中选优使得“七七级”法律系成为法学院教授杨敦先口中的“黄埔一期”,他们意气风发、挥斥方遒。1982年1月,李克强带着全优生的荣誉毕业,是全校27位优秀毕业生之一。毕业前夕,许多同学都准备赴欧美留学,李克强也有此意,他用两个月的时间复习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的相关课程。以他的成绩,留学名额十拿九稳。然而,命运将他推往了另外一条路。当时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了李克强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先后10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他留校任团委书记。最终,李克强放弃了留学,选择留校。这一消息震动北大校园,议论四起,不少人觉得李克强亏了,而事实证明,是金子在哪都能发光。


另一位是几乎与戴旭初同时代的,后来家喻户晓的诗人海子,1983年北大法律系毕业。他们俩在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共同度过一年时光。


因为共同的诗歌写作兴趣,加上老乡与同龄人的关系,我对海子关注、了解得比较多。而且,近年来不止一次到他家,和诗友们一道看望他的母亲,参观海子纪念馆,凭吊海子墓园。并与他的弟弟查曙明成为好朋友。海子长我一岁,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在农村长大。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1989年3月26日在河北省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海子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说;“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在中国当代诗坛,海子常常被评价为“一个诗歌时代的象征”和“我们祖国给世界文学奉献的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诗人”。作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诗潮的代表人物,海子在中国诗坛占有十分独特的地位,他的诗不但影响了一代人的写作,也彻底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诗歌概念,成为中国诗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作的优秀抒情短诗是继“朦胧诗”之后独特而又诗艺出众的作品,兼具抒情性、可诵性和先锋性风格,在当时极为罕见。海子去世后,其作品和“麦子”意象系统,很快得到诗坛承认并给予极高评价,有关海子诗歌的深度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之一。


作为戴旭初同校同系的两位师兄,都是北大法学系出来的杰出人物,他们的身上都有着百年名校北京大学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科学”的思想追求,都有着对苍生的注目,对大地的悲悯,对家国的担当的入世情怀。他们同时代的学弟戴旭初,当然也不会例外。


此处,我们应该说说本书的主人公戴旭初的故事了。


(二)

在溧阳县城西南方七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村落,它的名字不像周边的“张家湾”“李家塘”这样俗气。它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鹏程”。可以想见,当年远道迁徙而来的祖先,多么期待自己的子孙后代,从此生活蒸蒸日上、仕途鹏程万里啊!


这个村庄是戴氏族群聚居地,先祖从明代迁徙至此,前后已经500多年的历史了。先祖落户此地,繁衍生息。江南的沃土和最适宜人居的气候环境,加上世世代代的勤劳节俭,使得戴氏家族人丁日益兴旺,人才辈出。到1960年代,村庄已经有一百多户人家,数百口人。


村庄东西一字排开,南面村前的明堂是一弯秀水,村民们亲切地称之为“面前塘”。站在塘边放眼望去,几公里之外是一座东西走向逶迤蜿蜒的“白龙山”,山上有古庙“白龙庙”。村后和左右,都是开阔的平原,一望无际的江南良田。这样的地势正符合“风水宝地”的条件。明堂处的面前塘既聚财又出丁,远处的朝山案山有型有势,尤其正中两个山头之间稍稍洼下去的形势,宛如几案上的笔架,这是后世要出人才的预兆啊!


由于从鹏程村到大队部胡桥,有四里路的距离,孩子上学是一个问题。七八岁的孩子每天往返四趟,显然困难重重,遇上天阴下雨更不知如何是好。为了照顾村庄里的小孩都能上学,生产队研究通过,让曾经从镇江师范学院毕业的村中才子戴福贵,担任耕读教师。他平时教学生上课,农忙时和其他社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给他一个劳动力的工分。这是一个特殊的学校,一个教室,三个年级,二十多个学生挤在村里古旧的祠堂里,只有一个老师。事实上这个老师即是全科老师,又是小学的校长。这样的教学模式叫“复式班”,在那个年代由于教师缺乏,办学条件极其落后,这种复式班全国各地都有,甚是普遍。


时间到了1965年农历四月的一天,戴福贵正在村中祠堂里给三个年级二十来个孩子们上课。他和往常一样,先安排好一年级的识字教学,在黑板的一角,写上“我是中国人”几个粉笔字,然后带孩子们读几遍,再按笔顺写起第一个“我”字,然后让七个一年级孩子在纸上练习书写。接着安排二年级六个孩子背诵乘法口诀,最后才让一直读课文的三年级八位同学,停止读书,开始写作文。时值烟花三月,江南处处莺歌燕舞,绿树红花,蜂蝶成群。戴老师给三年级学生出了一道应景的作文题:《春天里的高兴事》。他把作文题目板书在黑板上,提醒学生安排写作的思路,循循善诱,绘声绘色。就在此时,戴老师的“春天里的高兴事”在这个清苦的年代,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令里到来了。


他的儿子出生了。


作为镇江师范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戴福贵最早分配在溧阳邻近的高淳县一所学校当教师,由于工资待遇太低,身材高大,一米八几的青年人,在众所周知的饥荒年代,口粮不够吃,实在熬不下去了,饿得跑回了老家,在鹏程村做一个农民。无论如何,家乡肥沃的土地还是能养得活他的。后来,他在老家娶妻生子,做了耕读教师。一个正规师范毕业的大学生,在那个年代是极其稀少的。由最早的国家公办教师,变成今天的耕读教师,这个过程里面包含了多少生活的辛酸,隐藏着多少内心的苦衷。那一代人的故事在今天看来,恍如隔世。但是,他这样的经历在那个年代并不是稀奇的事情。


这是戴福贵的第二个孩子。长女已经两岁,现在儿子的出生让他倍感高兴。尽管生活艰难,日子难过,想到能将自己的所学亲自交给儿子,这种幸福感又是多么的美妙啊!他希望自己的儿子永远朝气蓬勃,充满希望;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远离饥饿与寒冷,甚而超凡脱俗,高瞻俗世。于是,他给儿子取了一个既寓意深厚,又通俗易懂的吉祥的名字——旭初。


戴旭初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环境下慢慢成长起来。父亲是村子里唯一的教书先生,多才多艺,聪慧过人。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天文地理、乡土风情无所不通,乡里乡外的红白喜事、婚丧嫁娶的场子里,总是离不了戴老师忙碌的身影。母亲是一位贤妻良母,既有江南女子的温良灵秀,又有农村女子的朴实能干。待到戴旭初5岁的时候,父母又为他添了两个妹妹,一家六口靠父母微薄的工分,粗茶淡饭勉强度日。


为了减轻母亲既要带孩子又要出工劳动的负担,戴旭初五岁开始随父亲进入小学读书,父亲就是他上学的启蒙老师。最初父母的想法只是让他跟着跑跑,小男孩天生顽皮,在家里没有人看管容易出事。没想到五岁的旭初,头脑特别灵光,学什么会什么,比他大三四岁的同学都不如他。这样,父亲就没有让他留级,一路读了下去。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点不错。在“人民公社”年代里,出生于三四十年代的父母,只凭着生产队干活的工分,养活自己和四个孩子是多么艰难啊!断粮断炊是常有的事。小旭初从四五岁开始,就和小伙伴们一道逮鱼摸虾,拾稻穗打猪草,养鹅喂羊啥都干。每到暑假,村里的面前塘就成了他和伙伴们的天堂了,他们在大塘里享受酷暑里的清凉,在大塘里逮鱼摸虾捡贝螺。尤其插秧季节,水田里的土地需要重新翻耕,在浅浅的水田里,大人们用牲口或者拖拉机,边翻地边推平,那些钻在泥里的黄鳝、泥鳅、田鸡就纷纷被翻出来,一帮孩子们就会兴奋地跟在犁耙的后面抓捕。随着一阵阵的尖叫,一片片欢笑声,孩子们的手里就会有一串串的战利品。这其中总少不了戴旭初的身影。尽管此刻孩子浑身上下糟蹋得像个泥孩,父母也不会责怪的。


戴旭初上中学的时候,赶上各地纷纷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江苏隔壁的安徽1978年就开始了,搞得最早。江苏虽然在1983年才全面实行包产到户,但是70年代末各地的所谓集体经济,已经解禁,形成蓬勃发展的态势。溧阳及周边各地出现了大量的砖瓦厂,为了保护泥土刚刚制成的“砖坯”不被雨淋,各个窑厂都需要大量的草帘,用于遮盖砖坯。草帘原料就是稻草,中间用几根细草绳作经线,人们用传统手织土布的方式,用木头制作一个个简易的织草帘机,每织上一根草都要完成一上一下的动作。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逐渐富起来的人们首先要建房,建房就需要大量的砖,相应的草帘的需求量就非常大。作为苏南鱼米之乡,溧阳成为草帘的生产和销售重镇。


为了贴补家用,少年戴旭初很早就学会了织草帘的手艺,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织草帘。他给自己定下任务,每天要织好两条草帘才吃晚饭,晚饭后复习功课。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他高中毕业。


到了旭初十五岁那年,他已经出落成一个英俊少年。此刻他正在离家四公里外的新昌中学读高二。父亲带他读到小学三年级,之后他和鹏程村的几个同学,一起升到离家两公里开外的胡桥小学读四年级。两年后又在胡桥中学读初中,再两年后考进新昌中学读高中。那个时候江苏省基础教育学制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事实上,戴旭初高中毕业这一年实足年龄才十五周岁。当然,他的小学、初高中学校都在农村,尽管离县城不算远,这些学校无论硬件设施,还是师资力量都无法和县城学校的正规教育同日而语。农村教学条件的简陋简直无法想象,尤其师资方面。每到午秋两季,学生都要和老师一起为生产队收割庄稼,参加生产劳动。学校里几乎都是代课老师、民办教师,像英语这样的专业课几乎没有老师。从初中到高中四年里,戴旭初就几乎没有学过英语。


1981年戴旭初高中毕业。两年初中他要每天往返八公里,两年高中都是每天从家里带上米和咸菜,中午在学校食堂蒸饭,早出晚归,每天往返十几里路。求学的辛苦并没有给学子带来相应的收获,学校这样的设施、这样的师资,能实现什么样的教学效果是可想而知的。那一年的新昌中学,高考是全军覆没,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戴旭初高考分数连大专甚至高中中专也没有达线。


(三)

怎么办?虚龄16岁高中毕业以后,一个稚气未消的孩子,未来的日子怎么过?这个关系到儿子一生前途的问题,摆在了戴旭初父母的面前。


先看看父亲的意见。由于自身的经历,戴福贵深感学习的无用,对于孩子们的读书他也是赌气,不感兴趣的。他认为读不读书无所谓,读了书甚至连饭都吃不饱,还要读它干什么呢?但是旭初的母亲不这样想。她认为什么时候还是读书好,而且当时的国家形势正在变化,几年前放开了高考,村里村外已经有孩子考上了大学、中专。既然自己的儿子想读书,那就让他去读吧,尽管家里边有四个子女,生活负担很重。


颇受煎熬的暑假终于过去了。在母亲的努力下,父亲也默默支持了。戴旭初终于又重新回到了校园。而且是到了县城的溧阳县第二中学,当时社会上统称“溧阳县中”,是为了和“江苏省立溧阳中学”(溧阳一中)相区别,这所学校也就是现在的溧阳县城北郊的光华中学。


复读这一年,对于戴旭初来说是彻底改变他命运的一年。戴旭初从农村到县中复读,才真正的接触到了什么是正规的教育、正规的学校。到了这个学校,他看到了不同于农村学校的那样的教育教学。这里的教学氛围、学校的环境都是过去的胡桥初中、新昌中学无法相比的。


这里学习气氛好,每个同学都在尽心尽力的学,老师尽心尽力的教。再加上复读生都有一个愿望,学习自信心、自制力非常强,大家都在主动的学习。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使有人想玩也找不到玩伴。跟优秀的人在一块,你就会变得优秀。


环境塑造人!


此刻的戴旭初已经非常懂事。一家大小节衣缩食供他到城里读书,强烈的感恩的心理一直支配他努力再努力!


到城里上学各方面开销明显增加。父亲每个月39块钱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人,还要购买农具、农药、化肥、种子等等各类生产资料。为了贴补家用、供他读书,他的姐姐和妹妹,外出到安徽广德帮助别人采茶,挣一点辛苦钱。母亲在生产队劳作的同时,还要养猪养鹅织草帘。每个周末戴旭初回到家里,都在第一时间投入到劳动中去,帮助大人做农活、做家务。周一一大早就要赶往学校,扛着一周要吃的米,带上书包和母亲专门为他做的小菜、咸菜,步行七公里来到县中。周末再步行回家,周一再起早回校。

……

……



在这样的环境下,戴旭初刻苦学习的动力可想而知有多么强大!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年是他“非常要好、非常努力、非常刻苦、非常用心的一年”。这一年,让他的英语成绩几乎由零分攀升到较高分,数学成绩高考100分是镇江地区唯一的满分(当时溧阳县归属镇江地区,现属常州市管辖),高考总分476分,是当年镇江地区高考总分第三名。


从上一年高考分数连高中专都不能达线,到一年后以超乎寻常的高分考进北大,这样的进步笔者过去闻所未闻,简直不可思议。由此,可想象他这一年的努力程度和他不同一般的发达的智商。


戴福贵家小子考上北京大学了!这个消息风一样传遍了鹏程村和周边村庄。人们至今还记得,那一天有人把录取通知书从大队部带到了鹏程村,此时的戴旭初正在田里和家人一起做秧田。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把手中的农具一下子扔进水田里,飞快的跑上田埂,口里嚷了一句:“我再也不要干农活了!”


这是在生活煎熬之后,突然解脱的巨大喜悦的表现,这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农村青年,渴望摆脱泥土的束缚,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真情流露!考上大学有一个商品粮户口,有一份体面工作,做一个城里人,这是当时无数农村孩子的梦想。


1982年的夏天,戴旭初终于实现了这个目标,迈出了他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


对于这次人生转机,戴旭初多次说到他的感恩。父母的养育,姐姐妹妹们的支持与付出,学校的良好氛围,老师孜孜不倦的教诲,尤其是班主任、校长在学科选择和志愿填报时的指导……点点滴滴构成了他一生难忘的深情厚谊。


就在今天的共和国总理李克强毕业留校的那一年,就在另一个才子,闻名世界的诗人海子毕业前的那一年,同样的北大,同样的法律系,在1982年的220名新生中,来自苏南溧阳的戴旭初就名列其中。同样来自当时农村的两位校友、师兄或许不知道有这么个小师弟,但是在共同的时空里,有共同的老师上课,有共同参加的活动,戴旭初还有幸聆听过师兄李克强的报告。这些冥冥中的安排,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应该是有某种暗示或者启迪吧!


(四)

1982年金秋时节的清晨,秀丽的江南古老的鹏程村面前塘边,天气已经不再燥热,塘边的石马上很早就有三五个光腚娃,骑在上面嬉闹。小学教师戴福贵从塘北80米处的家里走到塘边。一贯严肃的国字脸上,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喜悦。他凝望着东方的地平线,那里的朝阳已经挣脱地面,就像刚刚发射几秒钟的火箭,大地的引力既是上升的羁绊,同时也是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源泉!离开地面的朝阳已经脱去了稚嫩的羞红,随着它上升高度的增加,它的光亮会越来越强。

……

……


戴福贵感到时节在慢慢变化,他引以为豪的儿子将在这个收获季节,在这个阳光普照的日子,远离家乡,由他亲自送到南京,再坐20个小时的火车到京城最牛的大学读书了。但是孩子还小,从未远离过家门,作为父亲虽然该嘱咐的已经嘱咐,而内心深处的牵挂还时时困扰着他。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17岁的戴旭初怀揣人生最美好的愿望,带着家人和师长们的嘱托,买了八块五毛钱的半价(学生)火车票,来到首都北京。那么,1982年的中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怎样的环境呢?那个人人向往的首都北京,又是怎样的模样呢!从下面列举的几个事件,我们不难想象那个渐去渐远的时代背影。


这一年的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农村包产到户等改革的合法性。


这一年,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发表意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与外国人做生意,这个时候才正式提出来。


这一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宣布:“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同时为受贺龙冤案所株连的所有同志彻底平反,消除影响。”此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冤假错案,才开始逐步平反。


这一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人口超过十亿。这个数据给人们既带来振奋,也带来人口压力的忧虑。


这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函蒋经国先生,希望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依时顺势,与共产党谈判,共商祖国统一大业。当时的广播反复播送,让人们感觉到两党几十年来积累的曾经的刻骨仇恨,实际是“兄弟阋于墙”。


这一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彭真作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新宪法规定: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委;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府;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会议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六五”计划。会议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些内容,正是著名的“八二宪法”的一部分。


这一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的会议上讲话,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是对体制的革命。强调指出,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此后,年轻干部越来越多,专业人才慢慢得到重用。


这一年,李宁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举行的第6届世界杯体操比赛中获单杠、自由体操、跳马、鞍马、吊环和全能6项冠军。创造了世界体操史上的神话,被誉为"体操王子"。这个消息让全国人民兴奋了好久!


这一年,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的政策进一步深入。北京出现了自由市场,农民可进城卖菜,进城打工;电视、冰箱、洗衣机首次被搬进低矮的大杂院百姓家中;青年男女可以手拉手跳起集体舞,可以烫头染发,可以穿着喇叭口裤子上大街;“靡靡之音”、交际舞能在街头,公园里亮相;气功风靡一时,迷倒大批信众;老胡同在“拆”字中渐渐消失。

……

……


那个年代,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如同刚刚经过了严冬的大树,春风渐进,嫩芽吐绿。也似一位正在茁壮成长的少年,渴望新知,青春勃发,生机盎然,蕴含着无穷的能量。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无数个领域,无数个岗位,无数个美好愿望都在等着,空着,期待着。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变革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少年戴旭初满怀希冀与好奇,走进了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


(五)

入学不久的新生大会上,戴旭初和同学们就聆听到,刚刚毕业留校的校团委书记李克强的讲话。他的讲话声若洪钟,抑扬顿挫,充满了激情和关怀。他首先代表校团委向刚入学的戴旭初们表示欢迎,同时也对各位同学能够进入北大这所思想与人才的摇篮,接受中国最好的教育表示祝贺!然后,他向各位同学提出了学习、思想、生活诸方面的要求,鼓励大家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他还用当年7月,西安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二大队学生张华,因跳入化粪池营救一位不慎落入池中的老农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事例,教育同学们要有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的无限热爱之情,投入到学习中去,为将祖国建设成繁荣昌盛的强国而努力!


那一天的大会场景,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戴旭初依然历历在目。每每提到都是兴致勃勃、绘声绘色地描绘着。这不单是因为当年的团委书记,已经成长为北大校友值得骄傲的国家领导人,更因为这所值得每一位学子骄傲的母校,在他们生命最美好的时光里,在青春烂漫的年华里,注入了滋养他们一生的理想、信念、意志与品格元素,促进每个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建立与成熟,并让每一位学子受益终身。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更是北大一直坚守不可放弃的精神。1917年,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时,强调自己的治校方针是:“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他要以西方国家为榜样,采用思想自由原则和兼容并包的主义,其主要用意,就是要让新文化、新思想能够进入北京大学。他延揽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批人才在北京大学就职或任教。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民主思想,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基地之一。长期以来,北京大学始终与中国和中国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同前进,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摇篮,恰如蔡元培先生所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五四运动奠定了北大的精神底蕴,这所百年名校的精神传承一直延续到今天。 她的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今天依然在中国教育行业光彩熠熠!


那么在北大,四年的学习生活,能让一位来自江南农村的16岁孩子,如何成长、长成何种模样呢?母校的熏陶,会给他的灵魂深处打上怎样的烙印!


从上文列举的1982年发生的几个事件,不难看出当时我们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实施已久的计划经济模式开始打破,而新的体系尚未建立。但是人心所向,群情激昂,历史的脚步正在艰难而又沉稳得向前迈进。旧的模式逐渐瓦解,新的秩序正待形成,一切都是百废待兴,在闹中有序的进行着。


五年前北大法律系恢复重建,今天戴旭初坐在这里学习法律。在老师的指导下,他懂得了法律作为国之重器,对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保障和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何等重要。而当时的中国法制基础极其薄弱,一切都在人治之中。当报纸上、电视里传来给贺龙平反的消息的时候,法学老师以此为例讲解了法制的重要性,讲解了人类社会几千年来权与法从未停歇的斗争。尤其是全国人大在彭真委员长主持下,最新修订的《宪法》。即史称“八二宪法”的刚刚诞生,为中国今后几十年逐渐走进法制时代提供了根本保障!


戴旭初在入校时间不久,就了解了北大校史,渐渐明白了国家的法制现状,和作为法学系学生肩上的无形重任。他每天在校园里都能感受到母校先贤们,为国家的兴盛、民族的复兴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加上燕园里浓郁的文化与学术氛围的熏陶,他的那颗年轻的心,始终处于兴奋和昂扬向上的亢奋之中。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一个饱学之士,为法律事业奋斗终生!


有了明确的目标,生活就会无比充实。从此,戴旭初的身影就会常常出现在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教室里。他的先天的高智商,重新派上更大的用场。凭着超强的记忆力,严谨刻苦的学习态度,戴旭初的功课门门优秀。这样品学兼优的学生,当然会得到老师和同学的一致好评,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因此他很快在母校就入了党。


(六)

1983年,中国大地上依然如火如荼,新事物、新观念、新政策接踵而来,让人应接不暇。暑假快要到了,戴旭初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成熟了许多。他的同学们一直记得,刚入学那会的旭初,某一天鞋子在室外晾晒,同寝室的同学怕下雨淋湿了,就顺便帮他收到寝室了。从外面回来的旭初,发现自己的鞋子不见了,情急之下就用老家溧阳话大声询问:“你们谁看到我的孩子(鞋子)吗”?由于普通话说得不好,室友们先是一愣,紧接着哄堂大笑,纷纷问他:“旭初,你结婚了吗?怎么都有孩子啦?”。这样的生活小插曲,总会在一些场合里,从同学们的口中一次次再现。尽管当时年仅十七岁的小伙子,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这些细节不正是日后同窗相聚时的最好调料吗?


现在的戴旭初已经不是大半年前的羞涩少年了。远离家乡进京求学,在最初两三个月的新鲜、好奇为主的心态过去后,他时常在课余时间想家。他想鹏程村的父母双亲和姐姐妹妹们,想他童年时代的乐园面前塘,想站在村前的大塘边遥望远处的白龙山,还有他读过书的学校,老师、同学们他们都好吗?总之,在北大长了一岁的戴旭初,俨然是一个大人了!生活的环境逼迫他,必须迅速成长起来。


每到农忙季节,他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家里的农活,他能想象到家人们是怎样忙碌的情景。每次父母邮寄生活费过来,他都要写信回去让家里少寄一点,说他不缺钱。事实上生活的拮据只有他自己清楚。为了尽量不给家里增添经济负担,戴旭初老早就和同是外地农村来的几位同学商量,暑假里大家都留在北京,一起找点活干。这样既能减轻家庭负担,也能锻炼自己,增加对社会、对首都北京的了解。


最初,父母对旭初在北京打暑假工是反对的。他们担心十七岁的儿子吃苦,也担心社会治安问题。这一年,社会在急剧转型时期,各种新思潮纷纷涌进来,尽管像邓丽君这样的台湾歌手的歌,还只能偷偷听,但是一些地方纷纷开起了录像厅,大量的来自港澳台和西方世界的影像制品,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国内。一些年轻人模仿、学习录像节目里的人物,全国各地经常出现治安问题。好在北京首都的治安要好得多,并且在这一年中央政府开展了文革结束以后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严打”,治安形势一度好转。不管怎样,旭初在书信中说服了父母,和几位同学费尽心思总算找到了暑假工。


这个工作很苦很累。就是帮助十三陵地区的林业部门浇灌山上刚刚成活的树苗。当时的劳动工具极其原始、简陋。就是每人一个背桶,从山底下背水,一步一步走到山上,再一棵一棵地浇水。可以想见,酷暑当头的夏天,几个十几岁的大学生,用他们稚嫩的肩膀背着水,一趟趟从山下到山上,一干就是一个暑假。不,他们干了两个暑假。人间的辛劳他们早已尝过,而如此连续劳累还是第一次体验,他们坚持了下来,他们为自己的人生又加上几分。


皮肤晒黑了,肩膀磨破了,背上掉皮了……

……

……


(七)

艰苦的生活能够磨练人的意志,更能让人懂得生活的不易。戴旭初性格里的坚韧与隐忍,以及他对生活的认真态度、冷静思考、感恩心理,应该都与他青少年时代的这些经历有关。


采访的时候,我听戴旭初的姐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时间也就在1982年,寒假与春节相差不了几天。戴旭初从北京坐了十九个小时火车,到了南京天色已晚。关键是这一天大雪纷飞,江南江北一片银装素裹,长途客运安全起见全部停运。怎么办呢?南京到溧阳这一百多公里,没有客运汽车,也不通火车,天寒地冻的春节前夕,每一位回家过年的旅客都是归心似箭。更何况,这大雪到底什么时候能停下来,谁能说得准呢!背着包袱的旭初在南京火车站门前急得团团转,天越来越黑。巧的是,这样的境况不是旭初一个人,在火车站门前焦急的人还有很多,其中就有六七个要回溧阳的同乡。经过协商,大家决定共同包车回溧阳,再晚也要赶回去啊!他们找到一辆面包车,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定下一百二十元的车费,每个人接近二十块钱。平时坐长途车一个人只要一块多钱车票,现在多花这么多钱,旭初心里舍不得。他想到一家人辛辛苦苦供他读书,想到父母一辈子舍不得多花一分钱,这样坐车回家如何向他们交代?在他迟疑的时候,其他人已经上车了。一位老乡一把拉住他,一边拖一边埋怨:还不快点,时间还早吗!


就这样,戴旭初和另外几位同乡一道,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回到了家乡溧阳。一路上,他脑子里一直在琢磨,如何和父母说这件事,从北京坐火车到南京也就八、九块钱学生票,这会从南京到家一下花了这么多……近三个小时的路程里,他的头脑里一种愧疚感挥之不去。此时,一家人正在等着旭初,知道他是今天的火车回来,但是天下大雪,他们无法知道旭初是什么情况。邻近午夜了,姐姐开开门想看看外面的雪下得情况,结果她一开门,看到门口立着一个雪人——这不正是一家老小等着的弟弟吗!姐姐看到愣愣的站在门口的旭初,很是吃了一惊,她一把把他拉进屋里,问他外面这么冷这么大的雪为什么愣在那里?旭初当时没有说话,事后才将内心的纠结告诉了姐姐:家里经济困难还要供自己读书,自己不能挣钱还多花这么多钱,如何向父母家人们交代!


这是一个小事件,却能反映许许多多来自人物内心的信息。这些信息直接关涉到一个人的道德伦理,也关涉到他的品质与细腻的内心世界。青少年时代就养成的自律、感恩、担当的秉性,会成就一个人的一生。


转眼间,戴旭初在北大已经度过了一年多时光。春节后的新学期就是建国35周年的1984年了。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的曾经的校友兼老师、领导李克强先生于年初调到团中央工作,这是埋头读书的戴旭初所不知道的;他的另一位法学院校友,后来家喻户晓的著名诗人海子,也与暑假之前毕业离校了,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教书去了,这也是他戴旭初所不知道的。而另一个至今仍然很响亮的名字,在当时的广播、电视、报纸上铺天盖地大量宣传的,时代青年楷模张海迪的名字,那一年响彻了中国大地,当然包括燕园内外。


3月7日,张海迪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优秀青年称号,紧接着《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宣传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的故事。她以自己的言行,回答了亿万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很快张海迪名噪中华,获得两个美誉,一个是“八十年代新雷锋”,一个是“当代保尔”。1983 年 5 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八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为张海迪题词,表彰她积极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随后,使张海迪成为道德力量,鼓舞并影响了一代人。对戴旭初的影响,就是促使他建立起这样的世界观: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

……


(八)

1986年的春夏之交,戴旭初他们82级同学正式毕业,在最后一个暑假到来之前离开了北大,离开了北京。四年的学习生活,他没有辜负家人、老师和那个时代,他手捧最高学府的法学毕业证书、法学学士证书,感到心潮澎湃。


这个季节的北京,到处是万木葱茏、万紫千红的景象。戴旭初走出燕园走出北大的时候,内心是十分复杂的。他感谢母校对自己的栽培,感谢命运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安排在这所最好的大学里,让他从一位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饱学青年,当然更感谢改革开放的政策。作为直接受益人,戴旭初始终感激打开国门、恢复高考的邓小平。他经常说,不是赶上改革开放,哪里会有他的今天!


临行那天,戴旭初伫立在北大门口久久迈不开脚步。而东方的太阳已经越升越高,阳光照在英俊学子的脸上,他感觉到一阵阵热浪即将涌过来,如火如荼的明天正在等待着他,正午的火车即将开拔,时代不容他多想……


特殊时代的天之骄子,正赶上十年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社会急需大量人才的时候。各行各业都是人才短缺,青黄不接。那时候的大学生毕业,工作由国家统一分配,个人自愿与组织安排相结合。像北大这样的国内顶尖学府,毕业的学生更是供不应求。那时候的企业很少,政府机关和各级各类研究机构人才需求最大。戴旭初的同学中,相当一部分留在了北京,有的直接分到中央国家机关。但是他却没有申请留在首都,他想尽快回到江南,回到江苏工作。这里面的主要原因,还是考虑到父母的心愿。


作为家里四个孩子中的唯一的儿子,父亲戴福贵肯定不想让儿子离家太远,他的考虑是多方面的。传统的家庭观念是必须有的。再一个因素就是作为过来人,年轻时参加工作所遭遇的饥饿经历已经刻骨铭心,他生怕这样的苦难在孩子身上重演。如果再有那样的事情出现,孩子该怎么办?唯一的路子就是可以和自己当年一样,回到生养自己的老家——鹏程村,这块祖祖辈辈生生不息的故土,无论如何是能够养活他的孩子不至于饿死的,况且在整个国家甚至整个地球上,哪里还能比江南水乡更好呢!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最朴实的想法,也是现实教训给他的生活启示。尽管当下政策正在好转,国家欣欣向荣,但谁又能看得到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事情呢!戴旭初知道,父亲一生性格秉直,他的意见几乎是毋容置疑的。


戴旭初在毕业分配表上,工作申请栏目里填写了回江苏省老家工作的意愿。随后,就有南京大学法律系、江苏石油化工学院等高校人事部门,和他联系希望戴旭初到高校任教。但那个年代老师的社会地位不高,工资待遇偏低,老师的教学工作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是那个年代对老师、科研人员工资待遇偏低的真实写照。而戴旭初的想法就一个,认认真真从事法律实务工作,为国家刚刚起步的法制工作做出自己脚踏实地的贡献。


当时中国的律师都是有国家正式编制的工作人员,律师事务所基本上都是“国办所”。形制与国家的其他行业的体制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都是体制内的公职人员,真正的法律专业科班出身的几乎没有,而且多数是兼职的。


像戴旭初这样的高端法学人才,在1986年代整个江苏省也没有多少。有许多重要的岗位在等着他呢!所以,在戴旭初还在北大没有离校之前,他就收到了来自江苏省人事厅的工作通知——让他到江苏省检察院报到工作。在一般人眼里,哪怕在今天,这份工作都是极其难得的。


戴旭初最后一个暑假是在鹏程村度过的,他的工作能够安排在省城南京,正是父亲戴福贵最为满意的。南京离家百十公里,儿子每周都可以回家看看,自己也可以随时去南京看儿子。虽然说儿子已经参加工作了,但是毕竟才刚刚21岁,生活方面还需要大人替他操心的,还是在家门口好啊!


父亲对儿子的爱从来都是直接而又真挚的,在旭初毕业工作之后的第三年初夏,1989年6月,那一场众所周知的事件让戴福贵心里不安。儿子才24岁,会不会参与其中?这样的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经历过无数政治运动的他,天天看电视新闻,越看越不放心。那时候没有电话,书信往来又太慢,怎么办?几夜睡不着觉之后,他坐上长途汽车前往南京,他要嘱咐儿子好好工作,不要参加那些活动。但是当时的南京已经混乱,公交车全部停运。他就步行好几个小时,边走边打听找到了旭初的工作单位。当时旭初正陪同省检察院检察长、省政法委专职副书记秦杰到苏州市调研检查工作,父子也没见着面,但是孩子的情况他清楚了也就放心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戴福贵爱子心切的程度。


戴旭初去南京上班了。他的工作安排在江苏省检察院办公室,主要负责文稿的起草、资料的整理、全省检察系统简报的编发等。当然,也包括检察长讲话稿和省领导参加检察工作会议讲话稿的起草,检查工作时的随行,办公室其他工作的配合等等。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生活上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学识、学历上又是居高临下的地位,同时身材和长相又好,真正的天之骄子啊!所以戴旭初进江苏省检察院工作不久,就得到检察长的器重。戴旭初也因为在省级机关工作,一切都是那样新鲜、有趣,工作热情十分高涨,领导安排的什么样的活,他都保质保量地完成,深受领导和同事们的喜欢。在这里,他一干就是四年。期间在原武进县人民检察院锻炼一年,做过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一把手秦杰检察长的秘书。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戴旭初的工作简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初的中国,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的收入,“脑体倒挂”的情况比较严重。


那是经济由计划转向市场的最早阶段,前文提到的“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等等,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平民语录”,是说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允许个体商业行为,这样就凸显出了知识贬值,在体制中工作的知识分子待遇没有个体商贩好,这也是当时的政策造成的,社会本来就需要大量的商品流通和服务,而之前的政策不允许,突然放开了,自然会受到欢迎,就能赚到很多钱,这个现象大约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才有所改善,也是人们观念的改变,和改革开放深入带来的改变,不再以个体户为耻的改变。到如今,随着公务员教授医生等职业待遇的提高,那些曾经的语录已经成为了历史。   

但是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戴旭初们来说,生活是必须要考虑的。我们看看1985年有位副教授说的具体情况:他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大学毕业留校每月挣90元钱,二儿子高中毕业进工厂每月有100多元,小女儿初中文化程度,在饭店当服务员每月拿200多元。当年,北京市年人均工资,建筑业最高为1827元,接下来是公用服务业1426元,商业1375元,金融业1368元,工业1333元,科研1330元,交通1316元,机关文教1240元。而其他地区的经济水平、工资待遇,和首都又是不好比的。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戴旭初还感觉不到生活上有什么压力,虽然一个月70多元的工资不算多,但是也够用了。吃饭有食堂,和另一位同事住一间集体宿舍,当时社会整个物价都不高。但是,不久戴旭初就感到了生活的压力。工作安顿好以后,按照当时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戴旭初作为新分配大学毕业生,必须到基层单位挂职锻炼一年,然后才能提拔重用。也就是说,他的基层工作的经历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在组织的安排下,戴旭初被安排到当时的常州市武进县检察院挂职。这种挂职工作是原单位和新单位的工作都要兼顾的,这样一来戴旭初的工作就更忙更累了。


(九)

在基层检察院,戴旭初参与了刑事案件全部司法程序的办理,从立案前的调查到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以及审判监督等一整套司法工作流程和环节他都参与其中,得到全面的锻炼,工作能力大幅度提高。除了这些工作上的收获,戴旭初在武进检察院锻炼期间,还有一项他人生中的更大收获——在这里,他结识了相爱一生的妻子,收获了美好的爱情!


……

……


(十二)

在太阳升起的每一天,都有一个时段最容易被人疏忽,因为这个时段所有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尤其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很少有谁想起来抬头看看天空,看看东南上空的太阳是如何变幻他的色彩与光亮,如何穿透遮蔽稳步前行的。这个时段就是古人计时的辰时到巳时,只要你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太阳在此时逐渐脱去黄红的光彩,代之的是越来越强烈的耀眼的光芒,他把那种灼灼的炽烈均衡地洒在大地上,洒在悲喜忧欢的人世间。


作为一名北大毕业的法律人,戴旭初对民主法治的信仰是渗透进血液和灵魂里的。自从事律师工作开始,他就身体力行,尽自己的全力为百姓维权、为经济护航、为社会维稳。


…… 

……



本书《对应太阳的轨迹》,到此已进入尾声。读过之后,相信各位看官会明白笔者命名的用意。每一个生命轨迹都是有弧线的,而戴旭初的人生轨迹是这样一道闪闪发光的路径。但是,笔者要提醒大家的是,此处太阳的寓意没有夸大之嫌,没有牵强附会。太阳有冬暖也有夏炎,照春花也映秋月。就像戴旭初,事业上的热情与严格,并不能掩盖本质上的温润如玉、亲善随和的谦谦君子本质。因为律师工作,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幸福:“有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并能在工作中获得报酬养活自己和家人,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认真工作、简单生活、保持思考、维持内心的宁静,这位目标明确、始终未偏离践行法治航向的舵手,值得人们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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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制作:胡凤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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